陆佩弦：文学家、古诗词翻译家、中古英语专家、弥尔顿研究专家

我在童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到英语。当时仅仅是听听音，模仿地唱唱歌而已。那还是在20年代的时候，记得我.父亲买了几本叫做babble Book的书，附有小唱片，是教孩子唱歌的。这些书的性质有些像现在的ABC Song或Do Re Mi，但音乐性要差些。我记得内容有The Happy miller；Mary Had a little lamb；Where Are You going to，My pretty Maid？等等。孩子的模仿性和记忆力强，所以听听留声机就学会了。虽然对唱词意义只是一知半解，对语言结构全无体会，但唱起来发音还正确，音调尚入耳而已。我到现在还觉得如果我们是从小学就开始接触英语的话，这种方法不坏。不讲理论，多作有趣的发音模仿，对初学儿童而论，学在其中矣。唯一要求是教师的语音语调要正确，学坏反而不好。

 

我的初步英语根基是在一所教会中学读书的5年里打结实的。只就学英语这一点来讲，这种学校有其独到之处。但这也并不是它们有什么高超的教学方法。唯一的两个特点是: 一、除读本课之外，还通过各种名目，如dictation，grammar，composition，conversation，translation等等，扩大英语科授课时数。二、除了汉文之外，其它所有科目所用的教科书全是英文本子。上课时除头两年，教师混用英汉两语外，以后3年全部用英语上课，学生也只能用英语答话及做作业。譬如说上几何课，用的是Hall and Stevens: A School Geometry。学生就得在了解内在数学概念的基础上，熟练自然地背出"If any two sides and the included angle of a triangle are equal to two sides and the included angle of another triangle, each to each, then the two triangles are equal in all respects.”这样一条定理，而且还懂得如何用英语作论证的过程。事实上，这不仅仅在学几何，而更重要的是在通过活生生的实践来操练对英语的使用能力。

 

在中学后半时期，我又逐渐开始看当时上海英语报纸《大陆报》（China Press） 中所转载的美国流行的Comic strips。记得一种叫Bring up father（较难些)，一种叫Matt and Jeff（较容易些)，后来又有什么Pop eye（我不很喜欢)。这些都是附有对话的漫画连载，读文看图，容易理解。从看comic strips开始，旁及看各种广告，以至发展到看新闻。到中学毕业时，已能看懂《大陆报》和《字林西报》了。

 

在中学最后一年中，自己还看完了一厚本一千几百页的Conan Doyle所作 Complete Sherlock Holmes(《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》)。我在看这许多侦探小说的时候，绝未想到要提高英语实践水平，而只是被故事的情节所吸引，好奇心使我在未知作案人是淮之前，放不下书本而已。在阅读过程中，一页上可能遇到四五个，或多至六七个生词或一时不完全理解的词组，但往往因急于阅读下去，根据上下文猜猜就算数，除非是与了解内容有密切关系的词，否则是不去麻烦词典的。这种较大量的课外泛读，对提高英语水平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现在再翻翻Conan Doyle的作品，觉得虽然艺术价值不高，但文笔清顺流畅，对话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为了对角色刻意描绘用了许多不规范的语言，而是用一般正常的语言，即所谓common core；再加上词汇有相当好的社会生活基础。这几点使这本书成为自学英国语文的好材料之一。还有一个妙处，它是以引人入胜的情节为糖衣，使比较艰难的语文这颗药丸极易吞服。

 

中学毕业后，还有过一个小曲折。因当时一心想学工程，就进了上海一座英国人办的Henry Lester Technical Institute读机械工程。又是彻头彻尾地用英语学了一年半的数学和物理，很有劲。但是因为肺病和眼病而辍学，结果不得不弃工从文，进了圣约翰大学。这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，一切学制和教学方法和美国大学一样口校章上说明:English is the medium of understanding in the university，所以除中文课外，一切文件、布告、课本及上课教学，一律用英语。但话还得说回来，学生与学生之间，中国教师之间，讲的还是汉语。我在那里学了7个学期，主修英文，辅修中文，两科所读学分数几乎相等。我对英美文学作品的阅读、理解及欣赏能力，是在那时初步培养起来的。首先与中学不同的一点是：阅读量大大增加了，而且除散文外，诗歌与戏剧也占较大比例。自己觉得当时读得很有兴趣，得益较大的是浪漫派诗人和19世纪散文家的作品。当然，在三年半时期中，作为一个初次涉猎英国文学作品的中国学生来讲，体会还是肤浅的。这还是在毕业后担任教学工作之余，从不断的阅读中才有了较深的体会。

 

回想起来，在圣约翰大学学习期间，有几件事印象很深，也很有趣。我记得当时所读学分已累积到兰下四上的时候，我选了3学分的莎士比亚，这是英文系必修课之一。国外大学英文系开设莎剧课，一般总是分两学期，共6学分，常以1600年为界线，1600年以前及以后作品各3学分，每学期约读6部剧本。然而这位老先生却把莎士比亚与密尔顿都作3个学分的课程来处理。每学年上下两个学期轮流教。当然，密尔顿的全部英文诗歌加上Aeropagatica。一文，其总量仅等于三四部莎剧之谱，我先是读了他的密尔顿3学分，接下来一学期就是莎士比亚。岂料他在第一天开学师生晤面时，就列出15部莎剧和十四行诗全集，并说明本学期经他计算过，共有16周，所以每周读一部，而末了第十六周读共有154首的十四行诗集，其中有五、六首要背。此外每月交课外阅读报告一篇，一学期共3篇，并答应在一星期内公布指定选读材料。该课程每周一、三、五各上一节，所以每一课时必须读完两幕（acts），而星期五则仅学一幕再加全剧复习。不仅如此，他每课时必举行10分钟小测验，检查学生是否已将指定的reading assignment全部读过，而且基本上懂得其内容。他抄出5小段台词，不论是Romans , countryman ,lovers , hear me for my cause 或Parting is such a sweet sorrow，叫学生写出是谁讲的，讲给谁听的，全对者10分。他在下一堂课必将上一课的测验批上分数还你，他自己留底，作为十分重要的学期评分根据。事实上，对初学莎剧的学生来讲，每一节课要解决两幕，是开设此课闻所未闻之事。对莎剧中的textual difficulties，他一学期中从未有只字讲解。上课时只能将情节讲一讲。偶而稍有多余时间，他也只会提出像Do you think there can be such a wicked human being as Iago?这样的讨论题，叫学生各抒己见，或请一位男生当Ferdinand，女生当Miranda，来一个台词朗诵，听铃响结束，课后引起同学间的笑谈。事实上，他的这样教法，不光是逼学生硬上，而且简直是在对莎士比亚本人开玩笑。作为学生的我，为了要在这3个学分上“搏”得一个好分数，只有拼命。我书架上还保留着一本练习簿，是当时生吞活剥、每隔一天吃掉两幕时所记下的Summary by scenes (因为我当时就知道，到大考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时间把1个剧本复阅一遍，只能复阅自己的札记。)这本薄子我到现在还有时要查查，很有用。这也算是这位老先生这种教学法所给我的好处吧。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一学期来经过这番锻炼之后，因阅读量多，对于一些Shakespearian language也就熟习了。说个笑话，我觉得骂人用Fie on thee很顺口，很有意思。

 

我把这件事讲得很详细，目的是以自己的学习经历为例，来说明在已有基础之后，大量阅读，即使难度较高，一时只能知其大概，尚不能彻底了解时，也还是极有益的。我相信多读了自会逐步理解前所未能理解的东西，而且印象深刻，比教师教的体会更深。我在末一学期写Honour thesis(圣约翰大学一般不要求写论文，只是所谓“荣誉文学士”才要写)，选的是Byron研究。动手写之前，我把Byron全集，从Hours of Idleness一直到Don Juan全部读完。这一点能力，自已知道是从3学分的莎剧中培养出来的。

 

在圣约翰学习时期，还有一门课也给我很深的印象。那是一门上课3节但只算2学分的Public speaking 说是Speaking,其实大部分是上讲台背诵，真正自己准备的演讲只占三分或四分之一。背诵的内容从Hamlet的To Be or Not to Be到Lincoln的Gettysburg Speech，从Mi1ton的Sonnet on His Blindness，到Masefield的Sea-Fever ,应有尽有。因为班级人数在10人以内，每人每周总有20分钟上台开口时间。近代语言学家提到communicative language，我说这就是把英语作为emotion-communicative language的实践。同时我觉得除这种已经脍炙人口的短文短诗之外，在个人阅读中如发现感受较深的章节也可记下。历来中外学者莫不有此习惯。

 

大学毕业之后，教了9年英语，工作之余，无计划地读了大约相当干大学时代阅读量的文学作品，19世纪以前的多，20世纪以后的少，并对Milton发生了兴趣。后来去美留学时，发现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准备，比他们本国英文系研究生已有过之无不及。